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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蒙山纪事 丨70岁盟员孙宁生讲述支教扶贫故事(一)

云南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 2024-02-23



典型在身边




他叫孙宁生,民盟盟员,今年70岁,来自江苏。退休前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。2011年,退休后的他与老伴先后赴云南、贵州支教,陪伴留守的孩子们,给他们上课、帮他们建图书馆……一干就是近十年。即日起,我们将分5期连载孙老师亲笔写下的《乌蒙山纪事》,与大家一起了解发生在乌蒙山的那些感人的支教扶贫故事——


讲述:乌蒙山纪事(一)



我第一次知道“乌蒙山”是在1964年。那年读了毛泽东的《七律•长征》诗,知道了乌蒙山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著名山脉,但为什么说它磅礴,当时并不理解。没想到四十七年后的2011年,我竟然来到乌蒙山的中学和小学进行义务支教,成年与乌蒙山区的山山水水为伴,与乌蒙山中的村民和孩子们为友,逐渐融入了这座地跨云贵两省、南北长度300多千米的大山之中。也许,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,就要在乌蒙山区里度过了。


由于自然条件差和交通不便,乌蒙山区的许多地方都属于贫困地区。这些年来,我待过的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茨营乡、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哈喇河乡,都是贫困乡。相比较而言,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哈喇河乡贫困程度更深一些。


威宁县地处乌蒙山区的主脉,平均海拔2200米,主要是彝、苗、回等少数民族聚集区,哈喇河乡的海拔2300米,我所在的“田字格小学”海拔2560米。曲靖市麒麟区茨营乡处于乌蒙山的最南端,平均海拔1880米,再向南就是云贵高原上最大的平地——陆良坝子。

 

曲靖的朗目山 


      2011年1月我初到云南曲靖市麒麟区茨营乡,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农村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,我是自己到学生家一家家的走访、询问,然后按我的评价标准区分出贫困户,再联系我的朋友、学生给予这些贫困户上学子女经济资助,我还把这种评价标准提供给了一个民间公益组织(田字格助学基金会)。


2013年底,我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哈喇河乡担任田字格小学校长时,曾经接到县教育局通知,要求学校组织贫困家庭的登记工作,文件提出的标准是:凡学生家庭年人均收入在1900元以下的,由村委会开具证明,学校造表登记,并报县教育局。记得“田字格小学”全校学生中50%属贫困家庭。听县政府的官员说,那时威宁全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20%以上,是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。


2014年1月,我从威宁返回云南曲靖市麒麟区茨营乡,茨营全乡已经开始贫困户的排查、甄别、建档工作,这次有市县工作队参加的入户调查比较细致,且因为要张榜公示,我觉得也比较公正,谎报家庭收入和干部厚亲重友现象很少。当时麒麟区扶贫办公布的贫困户标准是年人均收入低于2736元,当年全区农村年人均收入为8020元。麒麟区公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3077户,其中茨营乡为750户,从乡政府得知,茨营乡那年的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9%。

      

2011年1月到2020年5月,我共联系资助的学生(曲靖约280人、威宁5人)90%以上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另外的几十名学生家庭经济是中下等,但孩子的学习潜力大、且家庭担负不起上大学学费的,我帮助联系了南京、上海的一些爱心人士给予资助,他(她)们大多进了大学。


威宁的那多山


      贫困与文化水平的高低肯定有关系。我所认识的茨营建档立卡贫困户,家庭成员中60岁以上的(1959年以前出生),没有一个人读完初中的。受文化水平的限制,这些人的见识、思维方式和观念,都处于较低层次,对新事物、新政策的理解较慢。


一位与我同年的老太太,操持农活和家务是把好手,祖孙三代的6口之家,都听她指挥安排。2012年我到吴官村她家走访时,问她为什么不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,她说家里人身体都不错,每年交的钱不是都白交了吗?我提醒她,万一家里哪个人生次大病,你哪里能拿出一大笔钱去看病?她说不会的,家里人肯定不会生病。


2014年我从威宁回到茨营后,她与女儿、孙女到学校找我,她说她上初中的孙女病了,经昆明医院诊断为腹膜肿瘤、肾积水、重症肌无力,需要立即手术。几个月时间,治疗费几万元,由于没有参加新农合,这笔巨款只能由自家负担,她家也因此成了贫困户,这时她后悔莫及,借钱交了全家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。


由于文化水平低,对新技术接受能力差,许多贫困户还无法得到现行的扶贫措施带来的经济效益。云贵高原地形崎岖、石漠化严重,农作物产量低,但山坡上生长的野草、灌木及农作物秸杆,可以用来饲养珍稀禽畜,如珍珠鸡、鹌鹑、野鸡、布尔山羊、可繁殖母牛、梅花鹿等,并且农业银行还可提供无息贷款购买种畜、种禽,其经济收益都远超过种玉米、土豆。我在威宁就了解到,饲养珍稀禽畜的农户,有的第二年就可归还贷款本金,第三年就能脱贫。


但是,珍稀禽畜饲养的技术要求高,许多贫困户无法掌握这些技术,再加上交通不便,县级农科站、畜牧兽医站不能经常上门指导,种畜、种禽死亡率高,威宁这个深度贫困县的不少地方无法推广,延滞了脱贫。


我还看到,由于文化水平低,无法区分和正确使用各种农药、肥料、除草剂,云南、贵州的不少贫困户只能在蔬菜公司、食用菌栽培基地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,所得报酬也是最低的,脱贫的速度也就慢了。

     

扶贫离不开教育。在云南和贵州的这十年里,我都坚持向农民及其子女宣传:上学读书,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和最有效的措施,是脱贫的治本之策。我告诉他们,一个6、7岁的农村孩子,经过十二到十六年学校教育,能成为一个大学本科或大专、高中生,就可能得到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,就能有高出务农几倍的稳定的收入,就可以使全家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变,彻底脱贫。

      

2011到2020的这十年里,茨营中学的贫困户学生中,有2人进入了大学本科(0809班关向东,考入云南林业大学;1001班丁小保,考入天津城建大学),2人考上大专(1007班刘榕,考入云南丽江学院;1105班丁旭旭,考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),3人目前在星级高中读书(2年后都有可能考入大学本科),初中在校的也有几个能进入星级高中。这些贫困户的孩子真得非常的不容易,他们是家庭的希望。但是,他们仅仅只占茨营中学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人数的3%,比重太小了。

     



孙宁生

2020年5月18日



未完待续



来源:云南民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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